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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祖国”——记参加厦门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之“都江厦日”实践日志

时间:2014-12-08 22:22点击:

窗体顶端2009年7月29日 晴课题的第一天。碰壁的一天。原本计划好要去民政局向专门的负责人咨询一些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的问题,但之前联系好的副局长突然变卦。之后找到的负责婚姻家庭的罗女士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报以敷衍了事的态度。比如我们问,灾后都江堰离婚率是否上升?得到的答案是:没有。真的很受挫。但另一方面,这也让我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产生震后离婚率上升的印象,主要来源于相关新闻的报道。这类新闻,则集中于对“地震发生时只顾自己不管老婆”的报道。于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震后灾区离婚率必然上升,我们也必然能在这一方面挖掘出问题,并用专业视角来解读分析。对于地震这种突发性事件,国家的态度是严肃且谨慎的。地震属于硬新闻的范畴,同时出于对灾区民众的安抚,各大媒体也采取严谨的报道态度。但在不违反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有关地震的更具人情味和趣味性的社会新闻(软新闻)似乎更能在震后给人们带来慰藉。于是乎,这类“抛弃妻子”的“新闻”便赫然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当然从新闻价值来说,这类软新闻甚至可能比严肃的以政治口吻播报的新闻更加吸引受众眼球。同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中国新闻人的思想,这类新闻的出现也是无可厚非的。再次,新闻具有的选择性也让记者更多的考虑该条新闻是否能被受众接受并了解,从而选择趣味性更高的新闻。以上提到的都毋庸置疑。但是一条深入人心的新闻,在其被大家口耳相传的同时,也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在受众心理产生一种以偏概全、以点概面的印象。可能几家媒体几次对此类事件报道后,就会形成一种隐性的宣传效应,即这一个事件或这两三个类似事件代表着灾区此类事件的总体发展方向,而此种宣传效应偏偏负面的占多数。于是即使作为新闻学的学生,我也想当然的以为,哦,震后灾区大概有好多因为地震中没有相互扶持而导致离婚的案例吧。缺乏最基本的怀疑精神和逆向思考的精神,是学不好新闻的。当然我们应该尊重新闻自由,强调新闻的人情味和趣味性也的确是从受众的需求出发。如果中国新闻界能学习西方,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报道,而非仅仅停留在单纯以趣味性吸引受众及以趣味性定位有受众缘的新闻,则更佳。窗体底端2009年7月30日 小雨与昨天到民政局了解的协议离婚的情况不同,今天走访法院和律师事务所后,我们了解到,都江堰诉讼离婚案件增多。原因有三:1.“大难临头各自飞”。原本有矛盾的夫妻在地震中产生更深矛盾(甚至因为子女在地震中死去而了无牵挂)直至感情破裂。2.震前夫妻长期以打工为名,两地分居。地震后打工一方回乡,便因不同原因与配偶离婚。3.夫妻一方在地震中遇难。法院的研究员小易告诉我们,在这三个原因中,以第二个原因为由离婚的居多。但是当我上网搜索这类新闻时,却一条都搜索不到。排除我的个人因素(电脑水平不够高),按理说,这“震后打工仔回乡离婚”多多少少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与部分公众的利益相关,同时能满足人们对事物的好奇、趣味的心理感官需要。但是各个媒体都没有对此类消息的报道(当然不排除媒体并未收集或与其受众不接近),但与此同时又有关于地震中丈夫之妻子于不顾而导致离婚的报道呢?其一,可以把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对夫妻的要求。传统礼仪教化下夫妻应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相濡以沫,而这种长期以来在国人中形成的道德共识被绝大多数现代人接受。“震后打工仔回乡离婚”与“地震中丈夫之妻子于不顾而导致离婚”相比,不如后者更加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与基本道义,即如果报道后者,那么这则新闻就更加震撼,更能吸引受众。其二,如果对“震后打工仔回乡离婚”这类新闻做大量报道,无论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还是在家等候的另一方来说,都具有消极的心理暗示。以偏概全的报道可能对受众产生负面的导向,该类新闻的受众群主要集中在打工仔及其家属,即使这样的事件确实发生即为事实,但若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即影响家庭稳定及家庭成员感情大于积极影响,则不报道或尽量少报道更符合新闻人应该固守的新闻道德。同时此类事件属于诉讼案件,也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不便报道。其三,由政府干预的可能。因为无论如何,此类社会新闻的报道不属于“正面报道”范畴。其主旨与那段时间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抢险抗灾、军民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及哀悼死者、给予生还者尽可能多的人文关怀和物资救助的大环境不相符。判断一个新闻事实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不能单单从理论上出发,与社会生活及民众脱节,新闻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对社会负责,做新闻秉持应有的新闻道德。2009年7月31日 阴今天很遗憾,没有参加到高中宣讲的活动,而因为初中的好朋友从成都回来,去参加了聚会。听说今天的活动很成功,为大家高兴!说说我自己。我们的聚会很简单。大家先聚在一起吃了一顿火锅,然后一起去KTV唱歌。在此不赘述我们聚会的细节,把我们消费的清单列在此处:火锅:32.8/人。KTV:33.7/人(8折后),即每人消费66元。老实说对于我,作为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用着爸爸妈妈挣的钱,这一笔看似不大的花销其实并不算一笔小数目。我是去年延考区考生,不是都江堰本地人。我住的地方房屋没有受损,也没有亲人在地震中遇难,所以大体上没有什么经济(钱财)损失。但是前来聚会的朋友,无一例外都是都江堰本地人,且他们的家庭财产一定程度上的在地震中受损。于是我在想,当他们爽快的拿出这66元钱时,是否有与我类似的心理状态。都江堰的低保是200元。这66元占低保金的33%。都江堰的低保金在全四川省排名约第17,高于大多数市县。如果说他们的家庭原本足够富裕,即使是地震这种突发性的大灾难对其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甚至假想震后他们的家庭因为做生意得当或其他原因发了一大笔财,那么66元的确是九牛一毛。但对于真正的受灾群众来说,66元可能是全家人一天的生活费。对地震后灾民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党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对广大灾区人民给予广泛的支援和救助以及灾民们自食其力,不坐等国家救助补贴。外地人对灾民的印象,大多维持在勤俭节约、努力工作、重建家园上。物资不再缺乏,一切供给都正常有序,但绝不会想到灾后人民恢复得如此之快,似乎早已忘却生死关头的恐惧挣扎和震后的感怀与壮语。再谈及地震,后怕已然无存,而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似乎这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勤俭节省已淡出人民生活的主线,生活又回到震前那样潇洒,甚至比震前更加潇洒,理由很简单,“我都死过一次了,还有什么好顾忌?”或是“生命如此脆弱,所以活着的时候要好好享受”。这种想法不是绝对的错,但这里的“享受”,换成享乐似乎更为恰当,更有甚者升级到放纵。殊不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后福,更多的来源于用自己双手创造出的心安理得的福。至于花钱购物吃喝玩乐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说法,我个人持保留态度。因为灾区目前是更需要建设还是消费,大多数的意见我还是服从的。震后一年的都江堰正处在并且还将处在重建和经济恢复的状态。当外地人来到都江堰,如果走到幸福大道、杨柳河畔和天和盛世,会不住感叹:好美!会感觉不到这是在去年5月12日经历过八级大地震的重灾区,而是一座欣欣向荣的发展着的城市。但走到外北街、幸福路、板房社区,又会较为直观的感受到地震的后遗症。一边拆一边建,这是一座满是伤痕却在孕育新生的城市,犹如一棵饱经风霜伤痕累累的大树在树瘤处生发了新芽。伤痕尚未愈合,新芽柔嫩易折。没有人有理由不为她更好的明天担起责任。年轻人适度的娱乐无可厚非,生活中不花费也是不可能的,但好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绝不会有人不明白。如果年轻人能够为灾区做一点实事(绝非挣钱那么简单庸俗),才最起码的对得起自己。 2009年8月1日 阴 今天上午,我们受邀来到了位于青城山镇的红军长征博物馆。馆长李琦先生同时也是《西南财经》报的记者,他用三年多的时间独自走完了长征路,写下了《一个人的长征》这本书,并由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女士,一位杰出的女红军,为其题字:“一个人走长征路”。当被问及为什么要独自走长征路,他说目前长征遭遇“外热内冷”的窘境,即国外的人们对长征感兴趣,采访研究,早在1936年6月至10月斯通对中国西北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根据调查资料写成了《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大地》);但中国国内却对长征历史及精神有所淡化,他希望通过将自己重走长征路的经历以出书的方式,来唤醒被淡化的民族精神。唤醒民族精神的目标是宏伟的,也是值得称颂的。用出书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也是当下时髦的策略。近几年,出书俨然变成一种时尚。“出书热”流行在各个领域。娱乐界、体育界、教育界、政界、商界的名人争相出书,不仅是另一种赚钱的手段,同时也能提高自己的曝光度及文化品味,可谓双赢,何乐不为?各路青春校园小说层出不穷,从韩寒、郭敬明开始,到饶雪漫、明晓溪,以及韩国的可爱淘,直至现如今跟风者众多,其势泛滥,其质量也可想而知。再举一个典型例子。国学热在一两年前可谓风靡全中国。易中天教授讲三国,火了!于丹教授讲论语,也火了!百家讲坛火了,国学也乘着这阵东风被吹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书店里各种以国学为题的书顿时多了起来,卖的也的确好,谁都不想被落下。然而现在,再谈及国学,它已然不像曾经那般红得发紫,但恬静安然,远离喧嚣浮华,或许更能展现国学的魅力。书是载体,国学这个实体才是内核。只有精神内核足够有分量,才能真正体现书的价值。这年头真正的好书也不少,可是乱七八糟的书似乎也充斥着书店的货架。出书的门槛低了,出版也的确相对自由了,可是一些图书滞销了。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否定书籍出版的增多是对提高生活质量及丰富精神生活应运而生的一种方式,每一种书的出版也有其内在的社会需求,但出书并不见得是唯一且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之前坐在车上,少石说,如果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事,比如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歌词里的古巴比伦、汉莫拉比法典、楔形文字等等,就能很容易的被广大青少年接受。将自己重走长征路的经历集结成书并出版,真的能起到宣扬长征精神、唤醒民族精神的作用吗?如果是把它写成一首流行歌,有一位广受喜爱的歌手演唱,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呢?1935年7月中旬,年仅26岁的范长江先生只身前往人迹罕至的大西北采访,其考察路线与红军长征路线或重叠,或交错,历时10个月,写下了《中国的西北角》,使中国新闻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李琦先生一定程度上也是重走范先生的路。我没有去调查《一个人的长征》销量如何,但我仍然期望,能有人买下它,然后细细品读其中的酸甜苦辣。 2009年8月2日 晴中午12:30,我们往宝山公墓进发。今天早起去都江堰景区游览,大家都很疲惫。但是宝山公墓,是一定要去的,因为行程中必经的一站,就是祭拜5.12地震遇难学生纪念园。没有买菊花和香烛,但绝对赤诚。宝山公墓庄严肃穆,地震遇难学生纪念园在这里显得很特别。一座一座小小的墓,墓碑上刻着他们的学校班级、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右上角贴着照片,无论是笑着的还是没笑的,都简单纯净。都是在最鲜嫩的年纪,却在这样美好的年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沿着墓碑之间的小道缓缓地走,目光扫过墓碑上孩子们的名字和一张张年幼的脸。有的墓旁插着五彩的风车,有的摆着玩具和花。他们的父母,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为孩子摆上这些祭品?这些遇难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初三不等,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一对龙凤胎和一对亲姐弟,甚至有一个小男孩出生在2000年5月12日。有女生默默擦眼泪。每个人都在纪念碑前鞠躬。我走在最后一个:“姐姐也同你们一样,遭遇了5.12。姐姐来看你们了。安息吧。”墓园不大,安葬了不到一百个遇难学生,还有一些空着的墓。都江堰遇难的官方人数是三千多人,其中学生九百多人。这里安葬的,不到九分之一。事物具有两面性。大地震给都江堰带来了什么?在这些遇难学生面前,要怎样看待得失才能让我们的内心不感到战栗?当我回想起那个瞬间,剧烈的摇晃、大家的惊慌、内心的恐惧外,就是长长地留白。这段空白,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填满。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的人,怎么也体会不到地动山摇时直面死亡的心理状态。现在我能好好地活着,是一种运气,同时也肩负了更多的责任。我所经历的所谓的苦难,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或许就是难得的财富: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更加努力把握当下,更加勇敢去实践心之所想。当我们走在回去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默默地走着。回应着宝山公墓的庄严肃穆。今天,我们用眼泪和哀痛祭奠死去的孩子们。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太过流于感性的纪念,是容易被忘却的纪念。把逝去的孩子们的那一份一起努力奋斗,坚强又有尊严的活出自己,不因为“从灾区来”的帽子就放松自己,学着回报社会,也许是现在我们能做的。2009年8月3日 晴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实践活动的最后一站--馨桂苑板房社区。按照计划,我们要在这里发放法律知识的传单,一组人定点向路人发放讲解,另一组再兵分两路,将传单送到灾民家中,并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我被安排在走访灾民的一队。馨桂苑共安置3488个灾民,总共1764间板房(900余间用于住宿,其余公用)。我们看到,许多房间的门关着,可能是青壮年外出工作。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当我们把传单分发到他们手中,他们满是感谢。此前,在进行准备的时候,大家给此次活动的定义是“普法”。之前我会担心,普法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太宽泛也太专业和正式了。诚然,普通百姓知道法,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意识,但是绝对谈不上懂法。尤其在震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与法律相关,所以法律援助是必要甚至必须的。但普法两个字分量太重了,也难免有些空洞和理想化。不过,当我看到大家准备的法律知识传单那一刻,还是被大家的细致、热情和真诚所感动;当看到那些老人接到传单感谢又赞许的表情,也不由得心生感慨。他们属弱势群体,活了大半辈子,却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拥有些什么权利,要怎么去维权。他们就像行军途中走在后面个子矮小些的士兵,腿不及高个子长,而高个子又没有压住步子走,于是他们有与整个队伍脱节的趋势,甚至看上去脱了队伍的后腿,于是开始有人埋怨他们。但事实上,他们是受着不平等待遇的。我不是法科学生,不能从法律的专业视角来解释权利和维权。但是权利和待遇密切相关。权利是待遇的法律规定,待遇是权利的体现。平常我们所说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不懂以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社会的发展还常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这可能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发展也是残缺的发展。在《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一书中,仲大军先生提出,治国在于立法,立法在于立权,即通过立法赋予公民权利,给老百姓立权。同时他还提到,在中国,常听到一句话:“不懂法”,但从来没有听到“不懂权”,只能说明人民只知道被法律管着,而很少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更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是法学的门外汉,但看到这些文字却如醍醐灌顶。法条需要律师等法律工作者翻译给大众听,而权利的制定,应有群众参与;权利的维护,要靠民众自己。发放传单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生活中常常遇到的简单的法律问题,通过这些,你们在生活中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我们美好的心愿,希望来日可以实现。后记: 很荣幸,能够以外校学生的身份,参加厦门大学法学院的“都江厦日”暑期社会实践队。通过少石的介绍,我与厦大法学院“都江厦日”实践队的同学们结成队友,一行10人,来到去年5.12大地震的重灾区——都江堰进行实践活动。我们的实践活动为期六天,作为先遣部队,我和少石先抵达都江堰,联系法院、民政局、律师事务所、板房社区等地,同时安排食宿。在实践过程中,由于队里很多同学来自福建省,听不懂四川话,在做自己这部分调查、记录的同时,我又多了一重身份——四川话翻译。我们碰了很多次壁,吃了很多吃次闭门羹,经受了让人丧气的打击也收获了很多受用终身的经验。通过这次实践活动,在锻炼耐力毅力、提高实践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之余,更让我学会去发现身边司空见惯的人或事上值得去发现的问题,去思考利与弊。也许我所发现的问题有些幼稚,我的观点有失偏颇,希望老师斧正。通过六天的相处,我和实践队的同学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是一次心智的成长,真的很感谢大家。